国恩读书汇：结构转型期的宏观经济治理

2024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调研并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探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张斌作为9位发言代表之一，就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出意见建议。

改革开放后，党的历届三中全会都是研究改革。中央作出重大决策、制定重要文件，都深入调研，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此次座谈会在二十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具有重要意义。

据新华社，张斌在座谈会上谈到优化区域生产力布局、防止“内卷式”同质化竞争时，习近平指出：“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可以做更多深入探讨。新质生产力，是否就等于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光盯着‘新三样’，不能大呼隆、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一定要因地制宜，各有千秋。”

张斌的专著——《从制造到服务：结构转型期的宏观经济学》，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材料。该书于2021年4月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作推荐序。

书中，张斌讨论了中国经济的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指出“低市场化程度的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是影响经济增长前景的最突出短板，分析了这一短板形成的原因，并提出了应对思路。

对于进入“易冷难热”状态的中国经济，张斌讨论了结构性改革、收入分配和总需求管理这三类宏观经济管理政策，认为对于结构性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宜采取渐进推进方式，强调要非常重视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稳住总需求，为改革创造良好条件。张斌还指出了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观念转变的重要性。

下文试对张斌著作的主要观点作梳理小结。

2、经济的结构变化和增速下降

有两股力量——技术进步差异（制造业部门生产率进步速度高于服务业）以及消费者非同质偏好（消费者更偏好服务）——促进了经济结构转型。

1、在技术进步方面，制造业比服务业的进步速度更快。随着技术进步，制造业的人均产出更高，所需的就业人数占比就变少。而服务业进步慢，就业人数占比多。此外，制造业产品的相对价格下降，服务的相对价格上升。

2、随着收入增长，在人们的消费构成中，对制造业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增长并不同步提升，服务消费增速更快。人们对服务的需求占比逐渐提高，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占比相对下降。从衣食住行，到更好的教育、医疗、娱乐，需求结构的变化驱动经济结构变化。

随着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经济增速也整体下滑。并不能说结构转型导致了经济增速下滑，而是，二者都是一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对于经济增速下降原因的分析，有以下几个角度： 

1.低生产率部门（服务业）占比上升，高生产率部门（制造业）份额收缩，加总生产率下降。2.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资本积累变慢。3.人口等因素造成总劳动时间下降。4.资源错配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结构转型过程中，工业部门需求的持续下降，产能过剩甚至被淘汰的压力增加，政府出于救助目的采取了持续干预/补贴措施，导致资源错配持续，影响全要素生产率。

张斌的结论是，当前经济增速可能低于潜力水平，并且这个水平是可以提升的，但短板也很突出——低市场化程度的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滞后，构成了改善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前景的最突出短板。

这类服务业需要大量知识和技能投入，市场化程度较低，供给不足，包括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等行业。

作为短板，不只意味着这个板块自身潜力没有得到释放，更重要的是，还对其他板块乃至整体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阻碍了整体前进步伐。

这类服务业发展滞后制约城市化的进程，制约市场规模的扩张，工业化进程也会受到制约。如果服务业有大幅度提升，中国城市化水平会更好更高。如果亿万农民工正式就业安家在城市，将带来巨大的市场规模提升，给制造业带来巨大的市场潜力和随之而来的更细密的分工和生产率提高。

很多高新技术企业抱怨：1.基础科研和产业所需技术研发不匹配，2.知识产权保护不利打击了企业研发的积极性。这两点也都是服务业的问题。服务业的滞后发展拖住了制造业升级的步伐。

总的来说，造成短板的原因有政府管制过度、问责机制不到位、社会价值观念三个方面。

·政府管制过度——私人服务短板

社会信任机制发育尚不成熟，服务业对政府管制有需求。但过度和不当管制制约了中国私人部门服务业的发展。

服务业往往具有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对社会信任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医疗服务，供给方相对于需求方有非常大的信息优势，供给方可以凭借这种优势获得不当利益，随着而来的是供求双方的信任问题。

解决信任问题，一方面靠供给方长期积累声誉。另一方面，经常要借助第三方力量，用行政、管制力量来促使信任建立。但是行政和管制可能让信任问题进一步恶化。监管权力贪腐，或者为避免自身的责任而制定过高的管制标准，这样可能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加剧问题。

从高收入国家经验看，能够由市场主导的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范围很宽，远超当前中国私人部门涉及的服务业范围。

而中国私人部门在参与服务业时，不仅面临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还面临政府对非市场化参与者（事业单位为主）的各种补贴（信贷、拨款、养老和医疗保障）和政策支持。非市场化参与者并没有足够的动力提升服务数量和质量。

·问责机制不到位——公共服务短板

在由政府作为主要提供主体的服务领域，包括卫生、公共交通、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公共安全以及学校医院等方面。提供公共服务被视为只有投入、鲜有回报的负担。问责机制不尽完善，不利于服务水平的改善和提升。

从机制设计角度看，完善公共管理和服务离不开合理的问责机制，正如建设市场经济离不开价格机制。问责机制需要来自多个方面，除了上级对下级的问责，还需要服务用户的监督问责、媒体的监督问责、各种社会组织的监督问责，以及其他代表服务用户的监督问责。

不同的声音很重要。尽管问责可能包括了偏见和谬见，最终趋于理性和正义的声音会占据上风。过于严格的舆论环境未必能消除偏见和谬见，可能抹杀了真知灼见，表面的安静之下，可能隐藏着更大的抵触和矛盾。

·“物质价值观”有强大惯性

在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工业化时期，“物质价值观”是社会的主导性流行观念。这一观念强调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社会稳定、秩序和安全、强大的国防。这样的观念是全社会在不断克服挑战、不断取得成功的过程中形成的，有强大的惯性和群众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作为制度的提供者（主动提供或响应需求），设计了一套强有力的激励机制，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政府可能也提供了过多的管制。

在物质价值观下，对于信息不对称严重的服务业，如果难以建立声誉机制解决信任问题，会带来高管制需求和高管制供给，进而促成过度管制，通过竞争提升服务质量和数量的通道也因此受阻。

当前，社会价值观念正在从“物质价值观”向“后物质价值观”转型。后物质价值观的特点是，更强调自我价值、自我表达、公民权利、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等方面。当前，物质价值观仍有社会基础和合理性，但后物质价值观是潮流和方向。

政府也日益感受到民众对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和福利、公共管理和服务等方面的抱怨和压力，也在尝试调整，但观念的惯性和既得利益，导致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两种观念需要平衡、相互妥协。政府或应持中立立场。高质量发展，实际上是融合这两种观念的发展观。

·服务业补短板，需要时间和耐心

针对市场化程度低的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短板，解决思路有：

2、健全对公共管理和服务的问责机制，提供对公共服务的激励机制，反映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信息，改善政府公共服务。

3、提升社会资本（社会信任度），减少管制需求；推动价值观念转型，降低管制供给。

这背后实际上要求推进政府职能从发展到服务的转型。若能从这些方面做出努力，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将更加广大，也能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进一步提升人均收入。

社会信任度、价值观念、问责机制，都是慢变量，难以在短期内有巨大变化。特别是观念的转变，往往是代际的。在放松管制方面，不仅管制方不愿意放弃权利，受管制方和民众在观念上也难以接受和赞同。